王希勤指出，梁任公先生是我国近代以来具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他与清华园有着极为深厚的情缘牵绊。王希勤从任公先生对清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演讲和一个概念讲起并表示，先生以“君子”为题在清华所作的演讲，深植下清华文化的根；先生首创的“中华民族”概念，凝聚起振兴中华的魂。

各位嘉宾、老师、同学：

大家好！

适逢梁任公先生150周年诞辰，阳和启蛰，品物皆春，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我代表清华大学向与会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梁任公先生是我国近代以来具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果卓著。今天，我们在清华园纪念梁任公先生，正是因其与清华园有着极为深厚的情缘牵绊。就我的认知，任公先生对清华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一次演讲和一个概念。

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深植下清华文化的根。

说到演讲，不能不说任公先生的演讲风格。文学家梁实秋回忆有一次听任公先生演讲，先生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一共只有两句的极简短开场白。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说出了第二句：“可是也有一点喽！”在大师云集的时代，这样谦逊又自信的自我评价无疑是任公先生独特风采的最佳诠释。

1914年，任公先生曾应邀来到清华，以“君子”为题作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任公先生引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易经乃群经之首，任公先生以民族精神之内核，鼓励学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健全的人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这八字校训，激励着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情系家国、担负使命，努力学习、追求卓越。

任公先生1914年底到清华西工字厅“假馆著书”；1920年，开始在清华系统地讲授“国学小史”；1922年，又正式受聘成为清华讲师，教授“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25年，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导师，参与制定了国学研究院初创时的规章制度和学生招生与培养方案，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引领了一代国学研究的潮流。任公先生的人生轨迹自此与清华园牵绾相连。正如他自己在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一书撰写序文时所说：“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不仅如此，他的三位公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也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

任公先生不但为清华大学的文化底蕴注入重要精神内核，而且也为塑造清华学子的品格倾注了无数心血。

任公先生始终对清华学子寄予厚望：“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砥）柱。”任公先生对清华学子的殷切企盼，源于内忧外患、山河飘零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洗礼。

从任公先生对清华学子的诸多期许，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民族必终崛起的信心。

任公先生的一个概念，凝聚起振兴中华的魂。

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使命下，他首创“中华民族”一词。1899年，任公先生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1901年，任公先生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时，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一年后，任公先生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对此，任公先生说：“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自此，“中华民族”一词沿用至今，凝聚起了一代代中华儿女对于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和使命担当，形成了独特的“概念影响力”。在西方纷纷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建立国家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似万钧之力，避免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危机，为中国走向统一、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今日之世界风云涌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当有新概念和新理念，并以此形成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清华开创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处于特殊地位，对于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负有特殊使命和责任。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抚今追昔，任重道远。任公先生曾说，“少年强则国强”，清华学子作为成长在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应当责无旁贷地从先贤手中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希望各位清华人牢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踔厉奋发、砥砺前行。新时代的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必将融入清华人的独特力量，清华人也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谢谢大家！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壁生：

“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的

先知般的人物”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壁生作题为《梁启超与清华国学传统》的演讲。

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是首个作报告的学者，他在《梁启超与清华国学传统》中论述了梁启超与清华大学、梁启超的“智育”与“德育”。“梁启超是最早将‘国学’一词带入中国学术界的学者。”陈壁生说，1902年8月，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1920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国学小史”。

陈壁生比较了梁启超的国学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在古今中西关系、国学研究方法、背后的思想等三方面存在差别。“胡适完全把中西问题理解为古今问题，梁启超更偏向认为中西各有古今。”

陈壁生认为，在儒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梁启超是现代新儒学的先知般的人物，他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即儒学无法为民族国家提供国家道德，而只能为国民个体提供个体道德。这一基本框架，成为现代新儒学理解儒学的基本框架。

清华大学校史馆教授刘惠莉：

梁启超赠学生王力大尺幅书法佳作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教授刘惠莉作题为《清华档案中的梁启超》的演讲。

清华大学校史馆刘惠莉教授作了《清华档案中的梁启超》报告。她从清华档案资料中，讲述了梁启超与清华的关系、学术刊物出版、国学研究院风潮、梁启超墨宝等内容。

清华国学院创办时有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我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于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院。

2021年，王力先生的后代，将家中珍藏的梁启超先生为学生王力写的一副集句对联，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这是梁启超书法作品中难得一见的大尺幅佳作。刘惠莉介绍，这副对联为“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写于1927年4月17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教授戚学民：

“梁启超首次以西方美学理论

来解释书法之美”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戚学民作题为《梁启超<书法指导>简论》的演讲。

梁启超的书法一直以来为国人津津乐道。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戚学民教授作了《梁启超<书法指导>简论》的报告。

“梁启超认为书法是美术。他提出了四个理由：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个性的展示。这是首次以西方美学理论来解释书法之美，这四个方面在后世看来并非全然成立，但这是美学阐释理解书法艺术性，有极大的开创意义。”戚学民说。

清华大学国学院

特聘客座教授戴景贤：

梁启超与章太炎有何不同？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客座教授戴景贤作题为《谈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的演讲。

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客座教授戴景贤，曾师事著名史学家钱穆逾二十载，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

戴景贤教授作了题为《谈梁启超对于中国现代史学的贡献》的报告，从梁启超的学术转型、梁启超作为史学家的基本学术训练、梁启超所开启的史学议题与研究方法、梁启超对于新史学的期待、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具体贡献，以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对比、梁启超对于钱穆的影响及两人的差异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对比，实际上是史学性格与哲学性格、旁通之学与专精之学、融通宽和与精严不懈、世界史视野与民族史视野的对比。”戴景贤从四个方面，对比了梁启超与章太炎两位“泰山北斗”级国学大咖的不同，令人耳目一新。

江门梁启超研究会：

梁启超积极寻找中国出路

△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副会长、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文现场讲解。

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是江门市社科联主管的社会团体，成立于2018年。会员主要由五邑大学、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以及社会各界对梁启超与地方文化研究有兴趣的人员构成。研究会成立至今共召开了5次学会研讨会，出版4本学术专著，以及科研项目和论文若干，为梁启超研究和侨乡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对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做了全面细读分析，写作了《勘破一战危机后文明的反思与抉择》一文。该文从“梁启超对欧洲危机和前途的认识”“梁启超提出解决中国问题方案”“如何看待梁启超此时的中西文化观”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中，梁启超提出了全民政治、思想解放、社会主义等八方面内容。“有人说梁启超保守，其实他在寻找中国出路、实施救国强国方针时，不仅提出借鉴西方近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与成果，还包含了不少对自己的反省，像缺乏个性独立、法治精神、批判精神、自治精神等。”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副会长、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文说。